第65节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 TXT小说下载 | 返回目录:65章/310章 | 上一节 | 下一节

（一百零六）
      　　关于农村合作化，其实还有两个最要害的大问题没有探讨到。一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为什么没有在农村形成类似于日本、韩国那样的农协，而是重回了原子化的小农生产？今后中国农民如何组织起来呢？二是，苏联解体以后，集体农庄逐步解体，经过几年议会上的唇枪舌剑和老拳相向，最终通过了土地私有化法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的土地集体所有？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方向是什么？
      
      　　这两个大问题，以后在讲到改革开放阶段时再去探讨吧。请兄弟们想想，也给我点思考时间，呵呵。我们按时间顺序继续向下走。
      　　1960年以后，中国经济领域又冒出一个大问题，就是就业问题。这个问题冒出来是必然的。前面讲到公私合营时，我就提到了，我的看法是基本上全面否认这项工作。这项工作后果很严重，甚至比一般人想象的要严重的多。
      　　我讲过，国家控制一些重要工业，也不是不可以，有时是完全必要的，但我们五十年代初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所改造的，都是些轻工业工厂，以及大量的小作坊、小商业。真正关系国计民生的、有必要国有化的，我不敢说绝对一个没有，但敢说几乎没有。
      　　我的观点是，这种糟糕的左倾政策，窒息了经济整体活力，严重影响了社会就业；通过影响社会就业，又滞后了中国城市化进程，造成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节，从而整体影响了当代中国经济面貌和发展态势。真有这么严重吗？我们来具体探讨一下。
      　　中小企业，商业，个体私营服务业，有巨大的吸纳就业能力。在发达国家，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提供了80%的社会就业岗位。我观察过我家附近的小店，比如一家30平方米的连锁品牌理发店，共雇用了12个理发师和服务员；另一家20平米不到的小吃店里，掌勺的，跑堂的，收钱的，采购的，打杂洗碗的，切葱剥蒜的，一共有7个人在忙活，还忙不过来，整天挂着个招聘的牌子，但工资低点，老是招不到人。这就是社会就业。所以，有人说它们不关乎国计民生，是不对的，准确的说法是，他们直接关乎“民生”，又通过民生间接地关乎“国计”。
      
      　　当国家对这些小工业、小商业、小服务业一律进行公有制改造，然后“割资本主义尾巴”禁止私人经营，改由政府经营以后，这些经济成份的活力被彻底窒息掉了。原来自主地吸纳就业，而现在必须是政府主导。比如，市商业局根据群众反映，决定批准市农贸公司，本着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指导思想，在城东某条街新开一家生肉店。商业局发文给市劳动局，请他们纳入计划，组织招工和分配。这种通过国家计划创造出来的就业岗位，不仅少之又少，而且难之又难。到了后期，你不靠关系、不走后门，想找个工作是相当困难的。找不到工作，又不许你失业，因为失业只有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才有，所以叫你待业青年。有的待业青年变成了待业中年，还没分配到工作。
      
      　　同时，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投资主要集中于重工业，轻工业相对很少，服务业就更少。而重工业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国有工厂通过企业办社会，最后弄得人满为患，人浮于事，但仍然远远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虽然市、县、街道为了安排就业，都在设法创办企业，比如办一家街道瓶盖厂。但是这种政府主导型的模式，仍然不能满足社会就业需求，而且多数企业体制不活，因人设岗，搞来搞去，搞垮了，人却不能辞退，成了个包袱。
      
      　　显然，不能就业的年轻人口，是社会稳定的隐患。于是，在全世界尤其是东亚国家加速推进城市化的情况下，在中国城市化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在农村劳动力已经严重富余急需寻求出路的情况下，在农村不断向工业输血已经地竭人贫急需工业反哺的情况下，呜乎，中国却出现了两次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的逆城市化运动。一次是60年代初期的精简下放，另一次是文革中的上山下乡。
      
      　　待续
      　　日期：2011-10-14　15:30:27
      　　（一百零七）
      　　六十年代初期的“精简下放”，原因是“大跃进”使中国经济掉了坑里了。当时，国家、省、县的工业项目盲目上马，招工进城的人太多了，许多项目变成半拉子工程，职工消化不掉了。同时，农业被大跃进、大炼钢、办食堂折腾得半死不活的，全国粮食也不够吃的了。于是乎，中国发生了第一次“下岗”大潮。
      　　我直接摘几句吧，1961年下发的中央《通知》是这么说的：“这次精减的主要对象，是一九五八年一月以来参加工作的来自农村的新职工（包括临时工、合同工、学徒和正式工），使他们回到各自的家乡参加农业生产。一九五七年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来自农村的职工，自愿要求回乡的也可以准许离职回乡。”
      　　到1963年，全国共精简下放2600万城镇人口，其中包括1800万职工。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没有经济补偿，就把铁饭碗砸了，把城镇户口收了，让人家回乡务农。搁到现在，不跟你拼老命才怪。其实，中国社会发展太快了，国人的权利观念和维权要求不断提高。在我们看来，即使十几年前（1998年至2001年）朱老板上台以后搞的下岗分流，如果搁到今天再来一次，也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是一个改革成本的问题，越往后，改革成本越高，呵呵。当然，改革成本提高也是件好事，一次性妥善解决合理要求，以免遗留下社会问题。
      
      　　正是2000多万人“非转农”，使恩来，小平、富春等国务院领导制定的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得以实现。这对于中国经济爬出“大跃进”的深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虽然当时毛主席称赞过，这么多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证明了中国人民觉悟和社会制度优越（原话记不清了，大意如此吧），但是，由于这项工作是新中国第一次搞下岗分流，没有经验，（有经验也没用，当时的政府哪有钱去搞补偿啊），所以后遗症不少。直到今天，许多下放人员仍在申诉上访，希望解决待遇问题和社保问题。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我见过的一个老头。当时虽然有下放范围，即中央文件里提到的精减对象，实际操作中并不限于这个范围。比如这个老头。他是一个国民党高官的儿子，估计是小老婆生的，所以解放时高官丢下他们母子跑到海外去了。他当时正在省城上中学。五十年代，中国小学毕业生就算文化人，中学毕业生更金贵啊。他中学毕业后被录为一家国企的职工。精简下放时，因为出身不好，舍我其谁，直接被下放到农村去了。
      
      　　这位先生是个执着的人。为了恢复待遇，他从文革后期开始上访。到2003年我偶然认识他时，他都70多了，解决了大部分问题，还有几个小事需要再接再访。据他说，这些年来，他去过70多次首都，400多次省城，1000多次市县，发过几千封信。他简直成了专家，精通城市街头生存攻略，不花钱也吃好睡好。他的钢笔正楷也相当了得，每封信十几页，写的跟字贴一样。我当时很感慨，世态炎凉，这也算是人生啊，一辈子没干别的，除了种地都上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