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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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西方文化者多出于民族的感情，并非出于对西方文化本身的批判。
      
      反对中国文化者亦多出于对西洋势力的欣羡，而非出于对中国文化自身的反省。此一冲突，到五四运动而达到高峰；亦至五四运动而中国文化吃了决定性的败仗。然试深刻地加以观察，则中国文化之吃了败仗，并非由于西化运动者建立西方文化之成功，因而在文化上发生了新陈代谢的功用；实际上，此一胜负，只是意味着西方的经济政治军事的侵略势力，在中国得到了压倒的胜利。由此，可知此一文化的决斗，并未能在文化自身上赢得解决，势必因加入许多其他因素而使其更复杂化，更深刻化。第二个特征，是这一百年来，正当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期，所以凡是有力的文化思想，没有不关心到社会政治的问题；而社会政治问题，也没有不影响到文化思想；于是文化思想，与现实政治，结下不解之缘；纯学术的活动，仅退居于不重要的地位。而现实政治势力的分野，也常常即是文化思想的分野。因此，文化思想，由独立的学术研究发展而来的较少；由政治的目的，要求，所鼓荡而来者特多。所以我们不能离开实际政治来了解这百年来的文化理想。“
      
      ①
      
      ①《学术与政治之间》，第４２３—４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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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９７３
      
      尽管徐复观有这样较为清醒的认识，而且他还认识到，新文化运动于政治方面的贡献，是将西方的民主政治移植于中国。但是，在对历史文化的总体看法上，他的思想倾向更多地表现为守旧。他的“变以体常，常以御变”八个字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也正因为这样，他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思想新变动，大柢上是持批判态度的。
      
      诚然，他对新文化运动的看法，不像钱穆那样偏激，而是将其放在他的“常”与“变”的关系中来考察。首先，他承认，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近代中国的被动挨打，根本原因就在于国穷民贫和专制政治。但是，他又指出，陈、胡等人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则是消极的，要不得的。儒家学说同科学和民主并不相悖，为什么树起德先生和赛先生，就得要打倒孔夫子和孟夫子呢？而且在他看来，尔后中国问题之所以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就是因为陈、胡等人把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给扰乱了。他甚至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安家，共产党一统大陆，都归因于传统人文精神的缺失。
      
      也就是说，在徐复观看来，中国的现代化是不应该以打倒孔家店为前提的，相反，没有儒家文化的精神支撑，必致人心迷茫、国事艰难的局面出现。因为儒学传统是历史文化中的“常”
      
      ，是“高次元的传统”
      
      ，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已深入历史文化的血脉之中。
      
      要想否定它，无异于自断血脉，自绝慧命。而他写《中国人性论史》，作思想史研究，就是要把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的生命精神显发出来，以救现时之弊。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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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８３新儒学批判
      
      “中国文化的主流，是人间的性格，是现世的性格。……
      
      在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道德的根源、人生价值的根据；不假藉神话、迷信的力量，使每一个人，能在自己一念自觉之间，即可于现实世界中生稳根、站稳脚；并凭人类自觉之力，可以解决人类自身的矛盾、及由此矛盾所产生的危机；中国文化在这方面的成就，不仅具有历史地意义。同时也有现实地将来地意义。“
      
      ①
      
      （二）中西文化之比较我们已经看到，新儒家诸先生在构建他们的理论大厦时，总免不了将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作一番比较，从而在比较中认定本位文化的价值。徐复观亦复如是。虽然他的中西文化比较不及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系统、但也作了富有思想特色的阐说。
      
      首先，徐复观认为人类文化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就共性而言，是因为“作为一个人，总有其共性。有了共性，然后天下的人，都可在某一基点之上（如人性）作互相关联的考察，因而浮出世界史的观念”。但是，人的生活环境，并非完全相同，人的本身更有其主动性和创造性。各个人的想法作法，并非完全由环境所决定，在同一环境下，可以有不同的想法作法。
      
      “这是人与其他动物之最大区别，也便是说明人除了其共性之外，还有其个性。并且愈是发育完成的人，其个性愈是明显”。
      
      ②
      
      ①《中国艺术精神》自叙。
      
      ②《学术与政治之间》，第８９—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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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１８３
      
      在他看来，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是“一”与“多”的关系。一不碍多，多不碍一，二者互生互成。因为，纯自然不能产生文化，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人性的共性与个性，一与多，自然会反映到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上，从而成为文化的一与多，共性与个性。徐复观进而认为，在文化的共性上，我们应该承认有一个世界文化；在文化的个性上，我们应该承认各民族国家各有其民族国家的文化。并且，各民族国家所反映出来的文化个性，是不断地向着世界文化的共性而上升，而发展的。而共性与个性之间，个性与个性之间，由不断的接触，吸收，将使某些个性的若干原有部分，发生一种解体现象。
      
      “但这种解体，并非个性的消灭，而是个性新的凝集。
      
      个性之不断上升与凝集，正是人类创造文化的过程，这种过程，是文化共性之不断扩大；而从实践的态度说，又是文化个性之不断完成“。
      
      ①
      
      从以上的论述看，徐复观在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上，似乎是抱持着一种四平八稳不偏不倚的态度。其实不然。在个性与共性，一与多的关系问题上，他是倾向于文化个性的。这一点，不独徐复观是如此，其他的新儒家也是如此。
      
      在徐复观看来，无个性以外的共性，也无隔离孤独的个性。个性中有共性，而仍不失其为个性；共性中有个性，亦仍不失其为共性。
      
      “说某一文化无个性，这是等于说无此一文化，或者说此系一不具体底文化。好像说某人为一不具体之
      
      ①《学术与政治之间》，第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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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３新儒学批判
      
      人一样“。
      
      ①但是，文化个性并非先在，亦非没有变化。它是文化创造的结果，也是文化创造的过程。比如，一个人学写文章，学字画，尽管他读了许多文章，临摹了许多字画，假如他成功了，便一定有自己的个性。
      
      又如中国古代的音乐，尽管有的来自波斯，有的来自印度，但到了我们手上以后，就不再是波斯或印度的音乐了，而是我们的“国乐”。再如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开始依附道家，东晋方可自立，隋唐始臻圆熟。但圆熟的佛教，便是天台、华严、禅宗等富有中国个性的佛教，所以我们称之为中国的佛教。
      
      正是在于对文化个性与共性认识的基础上，徐复观展开了他的文化比较研究。
      
      他认为，就整体而言，西方文化为“知性”文化，中国文化为“仁性”文化。前者“把人演化于自然之中”
      
      ，后者“把自然演化于人之中”。这两种文化特色的形成，都是与各自文明起源时所形成的性格有关的。
      
      他说：“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发轫之初，其动机已不相同，其发展遂分为人性的两个方面，而各形成一完全不同性格。”
      
      ②又说：“希腊文化的动机是好奇，中国文化的动机是忧患。”
      
      ③
      
      在徐复观看来，西方文化有两大来源，一是希腊文化，二是希伯来文化。但对近代西方人来说，希腊文化的传统更是
      
      ①《学术与政治之间》，第９０页。
      
      ②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第５６页，八十年代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
      
      ③《徐复观杂文——记所思》，第８７页，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８４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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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３８３
      
      主要的。希腊人出于好奇的动机，而关注自然，因而形成“知性”文化。在此种文化里，人们将自然当作外物来研究，人与自然未能洽融一体。同时，由于对知性的强调，他们有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大约从苏格拉底开始，希腊人开始由对自然的关注转为对人的关注，但是依然以知性为主。所以在此种文化里，知性被认为是美的和善的。
      
      而中国文化则是“对人的忧患负责而形成发展的”
      
      ，所以是“仁性”文化，或曰“人本主义的文化”。所谓“对人的忧患负责”
      
      ，徐复观作了两点说明。第一是对自己人格的负责。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因而要克去人心（一般生理之心，动物之心）
      
      ，发扬道心（即所谓“克己复礼”）
      
      ，以完成人格的尊严，使个人的起心动念，都从人心的小我中净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