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节

作者:天圆地方的困惑 | TXT小说下载 | 返回目录:65章/100章 | 上一节 | 下一节

日期：2010-02-01　09:50:40
      
      　　如果说宋汉生、张嘉璈没有考虑自己前途，那是鬼扯。
      　　宋、张二人在上海股东中做了大量工作，支持他们的股东有冯国璋、张骞、陈光甫、李馥荪……，都是能撼动政局的江浙财阀，没有他们的支持宋张就真的无足道哉了。.
      　　诉讼自己同时，上海中行股东起诉中行总裁徐恩元挪用中行股本，为袁世凯帝制出资。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起诉，对徐恩元的指控可是大是大非的政治立场，麻烦大了。徐恩元不得不请上海督抚出面调停商股，保证保留宋张、二人职位，条件是上海股东撤诉。
      
      　　宋、张二人目的达到，成交，撤诉！
      　　宋、张二人整诠释了一句电影台词：“当贪官要奸，当清官要更奸”，要不比贪官更奸诈，早就给人家黑了。
      　　总之，理由是充分的，抗命是可以的，处理我是不可能的。
      日期：2010-02-01　09:52:50
      
      　　1917年7月，梁启超担任财政部长，梁与张是故交，在梁的推荐下张升任中国银行副总裁，同时保留上海中行副总裁。这似乎是一个笑话，总行副总裁怎么能兼职分支机构的副总。
      　　实际上，是合理的。
      　　中国银行创立之初有两个总行，虽然上海总行降格为分行，但总行基本上是指挥不动上海分行的。
      
      　　张嘉璈必然不会后悔当时的这两个位置，正是因为这两个位置，他终于走到自己一生事业的巅峰。
      　　1917年修改《中国银行则例》，这在中国金融史上是永远不可磨灭的一笔。张嘉璈来到北京中行的时候，总裁徐恩元已经被折腾辞职了，此时的总裁叫做王克敏（后叛变，在日伪期间成为汉奸）。
      　　王克敏和张嘉璈到任的时候，中国银行已经内交外困。二人一拍即合，提出中国银行若要继续存在，必须大加整顿，手段是修改《则例》。具体办法如下：
      　　第一，增加商股，总裁、副总裁由股东选举；
      　　第二，限制对政府垫款；
      　　第三，整理北京中行发行钞票，即“京钞”。
      　　然而，并不容易，修改《则例》等于断了北洋政府财路。
      　　1917年11月，中国银行宣布《新则例》，第十六条规定“董事、监事由股东总会选任，总裁、副总裁由董事中选任”，这一条很聪明，保留了政府对总裁的选择权，但只能在股东选出的人选中圈定。1917年中国银行股份中商股已经占到59.29％，至此股东基本取得了总裁、副总裁任命权，张嘉璈也在中行副总裁位置上坐到1928年，直到被蒋介石弄下台。
      　　颁布《新则例》并非一帆风顺，就算大总统冯国璋是中行股东、王克敏跟国务院总理私交深厚，但那帮靠中行吃饭的政客不会买账。按照当时法律，中行修改《则例》必须经过国会批准，恰好（绝非巧合）国会被张勋关了。王克敏提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新则例》由总统批准，待新国会成立后再讨论。
      
      　　1919年新开张的参众两院议会都被安福系政客控制，大总统冯国璋也被徐世昌轰下台。这些人早就想染指中国银行，安福系政客的目的很单纯，解决亲属就业；徐世昌就不怎么单纯了，他认为“预计北京方面，每月至少需有700万元方足维持，盐余关税约有500万元，其余200万元须在中交两行设法”。
      　　1919年，参众两院提出议案要求中国银行恢复旧则例。
      　　中行股东结构，上升为政治问题。
      　　中行股东此时拿出了自己的魄力，董事会、监事会联名致电财政部，表示若议案得以通过，将撤资，也就是用脚投票。要是50％以上的股东撤资，那中行立刻就得关门。地方实力派也对议案提出反对，当然他们主要是不希望中央政府获得长期饭票。
      　　双方僵持不下。
      日期：2010-02-03　11:39:28
      
      　　关键时刻，王克敏搞定了一个人，徐树铮。
      　　徐树铮是安福系灵魂，也是皖系军阀最早领导人之一，总体上讲这个人还是比较开明的。在徐树铮努力下，最终中行以吸收安福系人员股本为代价搞定了国会。国务院没有公布国会议案，中行《新则例》得以保存，并成为之后中行对抗政府的法律基础。1921年，张嘉璈连续组织中国银行扩股，股本增至3000万元，当然有很多安福系成员。从资本意义上讲，安福系成员个人投资，跟其他商股没有任何区别，投资人关心的是投资收益，政府要中行垫款要损害自己老本的，当然不能同意，安福系也就被张嘉璈拉上了船。
      
      　　1923年，北洋政府实在是穷的混不下去了，不得已出售手中的中国银行股份，至1923年底中国银行商股比例已经高达99.75％，政府股份仅象征性留存了5万元。中国银行在张嘉璈手中逐步转变为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的商业银行，经营重心也从北京移到上海。
      日期：2010-02-03　11:40:46
      
      　　风雨交行
      　　交通银行也是一家百年老店，1907年由清王朝邮传部设立。
      　　民国成立后，政府接收原官股，但并未进行改组。北洋政府时代，交行和中行一样同样代理国库，直接向政府借款。袁世凯给交行的定位是“凡维持金融，经理国库，发行股票，代理公债，皆为其特别职务”。
      　　虽然交行股份在民国初年官四商六，总裁由股东会议选举，但交行的实际控制者是帮办，帮办由政府直接委派，股东无权干涉。历史渊源上，梁士诒等交通系人物与袁世凯过从甚密，因此，交行与北洋的恩怨远比中行复杂。
      　　清末，交行总裁李经楚在橡皮潮风波时以交行资金接济自己经营的票号义善源，义善源倒闭后李经楚去职。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梁士诒确实以私人财产接济风雨飘摇的交行，最终以最大股东身份被公推为交行总理，交通部又派叶恭绰为帮办，交行领导权完全落在交通系手中。
      　　此时，交行与中行一样成为北洋政府的财政工具：募集公债、经理国库、为北京政府财政垫资……
      　　交通银行收入，无论股东、财政部还是国务总理都无权过问，是袁世凯的私库，梁士诒是掌库人，无论财政如何窘困，袁世凯始终不允许动用这笔钱。由于这层特殊关系，交通部部长也要看梁士诒颜色。
      　　梁士诒的悲剧在于未能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据说梁士诒并不赞成帝制，但若不遵从袁世凯，辛辛苦苦建立的交通系很可能灰飞烟灭。关键时刻，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自己的理想，而且也未必是因为个人利益。在梁士诒身上，这个道理太明显了。
      
      　　交通银行并不是交通系唯一的财产，金城银行、中华汇业银行、盐业银行、正丰煤矿、中兴煤矿等等实业也都是交通系私人企业，毁掉梁士诒，也就等于毁灭了交通系，跟着梁士诒出生入死的兄弟、多年辛苦经营的基业也将一起灰飞烟灭。
      　　最终，梁士诒屈从了，为了辛苦建立的交通系。
      　　梁士诒组建新华储蓄银行，专为帝制筹款，交行的命运开始与随着梁士诒政治波动大起大落。袁世凯帝制失败，1916年7月，梁士诒被通缉，东逃日本。不过，交行仍未摆脱交通系控制，以曹汝霖为首的“新交通系”掌控了交行，曹是亲日派，在任期内为政府垫款有增无减。1916年停兑风潮，交行中并没有张嘉璈那样的灵魂人物，从此声誉一落千丈。
      　　1918～1921年交通银行更换了很多高管，到了1922年交行甚至已经不能公推一位总理或者董事长了，管理几近瘫痪。1922年2月5日，交通银行在北京西皮市举行临时股东总会，希望厘清交行该何去何从。
      
      　　会议通过几点决议：第一，营业方针从重视政治转为工商；第二，发行独立，准备公开，准备金为7成现金，3成证券，不得与营运资金混同；第三，整理行务，裁员、收缩网点；第四，增资扩股一倍，由股东再次注资，股本达到1000万元，弥补亏空。
      　　股东临时总会没有能够挽救交通银行，新选出的总理蒋邦彦是交通系旧人，而且改选之后蒋拒不到任，最后混到连日常工作餐都开不起，薪水就更别提了。
      　　堂堂交通银行，竟然混到这个份上，真是伤心惨目。不过人们常常忽略：即使连工作餐都开不出，交行仍未动用存款为职工生活谋出路。
      　　有好品德是好的，但饭还是要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