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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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王建国，实曰京师，度地居民，固有前则。东京华夷臻氵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而都城因旧，制度未恢，诸卫军营，或多窄隘，百司公署，无处兴修。加以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亿兆无穷，僦赁之资，添增不定，贫阙之户，供办实艰。而又屋宇交连，街衢湫隘，入夏有暑湿之苦，居常多烟火之忧。将便公私，须广都邑。宜令所司於京城四面别筑罗城，先立标帜，候将来冬末春初，农务闲时，即量差近甸人夫，渐次修筑。春作才动，便令放散。如或土功未毕，则迤逦次年修筑，所冀宽容办集。今後凡有营葬，及兴置宅灶并草市，并须去标帜七里外。基标帜内，候官中擘画定街巷军营仓场诸司公廨院务了，百姓即任营造。(3)
      
      　　从这道诏书中可以看出来，这时只是制定出了城建规划，还没有破土动工。之所以没有立刻动工，原因有两个：
      　　一、古代没有专业的建筑工人，劳动力主要依靠农民。农民的主业是种田，城市建设不能耽误农业生产。柴荣规定只有等到农闲时才能开工，农忙时停下来，第二年农闲时再继续建设。
      　　二、城外还有密密麻麻的坟墓，为了给百姓足够的迁坟时间，所以暂时没有开工。但条件是百姓建的新坟必须在新城标记的七里之外，以免影响城市建设。
      　　柴荣在新城区建设中同样没有忘记百姓的利益，他规定，在新城区的规划中，除了已经准备修建街道、仓库、官舍、市场之外的土地，其他的地方允许百姓随意盖房居住。柴荣这三个措施实在太人性化了，考虑的非常周全，让人赞叹感动不已。
      　　显德三年（公元956年）正月初四，也就是柴荣第一次亲征南唐出发前的两天，柴荣“发开封府、曹、滑、郑州之民十余万筑大梁外城。”(4)由京城都巡检韩通任新城区建设总指挥，左龙武统军薛可信、右卫上将军史佺、右监门卫上将军盖万、右羽林将军康彦环分督四面。正月是农闲时节，农民们也无事可做，柴荣见缝插针，赶在农忙之前修建新城区。
      
      　　经过十几万人昼夜不停的努力，一座漂亮的新城区终于拔地而起，在人们的惊叹声中屹立在地平线上。
      　　值得一点的是，柴荣扩建城市，不仅是看重新城的居住功能，更看重新城的军事城防功能。民间有一个说法，认为周世宗扩建开封新城所用的土，是采自虎牢关附近的土，世称虎牢土“坚密如铁”。用虎牢土建城，可以抵御来自敌军高强度的进攻。
      　　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对此事有详细记载：“世传周世宗筑京城，取虎牢土为之，坚密如铁。蒙古将速不台攻汴，用炮石昼夜击之，不能坏，乃因外壕筑城，围百五十里，昼夜攻击，竟不能拔按。”(5)
      　　新修建的城区面积很大，周长为“新城周回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6)换算成现在的标准，大致为周长二十二公里，比旧城周长扩大了四倍，面积二十五平方公里。如此规模宏大的新地区，放在现在的城建史上，也是相当了不起的。开封新城自柴荣扩建之后，第二次对开封城区进行扩建时，已经是六十年后的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了。在古代建筑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大型城市的建筑使用了六十年而没有进行大修，足以说明开封新城的建筑质量。
      
      　　不仅是外城，开封城中也进行了扩建。开封市区的街道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民居太多，甚至挤在了街道上，导致官民出行不便。“民侵街衢为舍，通大车者盖寡。”(7)柴荣再一次使用雷霆手段，对市区街道进行大规模扩建。
      　　开封市区的街道并不呈直线对外伸展，而是弯弯曲曲，柴荣将街道全面修成直道，宽度分成三种：五十步、三十步、二十五步。但开封城区内还存在着大量坟墓，所以柴荣再次将城中坟一律迁到城外安置。
      　　如果城市街道虽然宽阔，但两旁没有植物，光秃秃的，显得很不美观。柴荣考虑到了城市绿化，他允许住在街道两边的百姓可以在路边三步或五步之内开垦一个街心花园，种些树木，一来美化街道，二来可以夏日避暑。如果百姓愿意，还可以在路边挖井吃水，或者修盖凉棚。柴荣考虑问题非常细致，只有心存百姓的领导者，才会这样的细致热心。
      
      　　柴荣扩建开封的目的，符合广大百姓的利益，而且柴荣也确确实实是在为他们考虑。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六月，柴荣从淮南前线回京后就颁诏天下，解释他出于什么目的才扩建城市的。“朕昨自淮上回京师，周览康衢，更思通济千门万户。庶谐安逸之心，盛暑隆冬，倍减寒温之苦。”(8)柴荣拳拳赤子之心，可鉴日月，无愧于天地。
      
      　　在古代人的意识中，迁坟是非常不吉利的，轻易不会迁坟。现在为了城市建设迁坟，有些人对此非常不理解，甚至咒骂柴荣。柴荣的耳报神多，知道了民间对迁坟的看法。柴荣感慨的说：“朕知道这些修建外城，死人、活人均受到影响，但你们谁又理解朕的苦衷？有些人骂朕，朕自当之，他日终为人利”(9)
      　　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各种专业场所的出现，必然会带动市民阶层的消费冲劲，不惟古代，现在也是如此。在这里还要更正一个不正确的观念，就是认为从宋朝开始才有了丰富的市民饮食生活，比如酒肆茶楼。
      　　其实后周时期就有了酒肆茶楼，城市居民的业余生活已经非常丰富。“如酒肆门首，排设杈子及桅子灯等，盖因五代时郭高祖（郭威）游幸汴京，茶楼酒肆俱如此装饰，故今店家仿效成俗也。”(1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后周已经有了大规模的商业贸易活动，打破了所谓商业高潮始于宋朝的虚假神话。据以抵毁柴荣、拍马宋廷为能事的宋人文莹《玉壶清话》记载：
      　　周世宗显德中，遣周景大浚汴口，又自郑州导郭西濠达中牟。景心知汴口既浚，舟楫无壅，将有淮、浙巨商贸粮斛贾，万货临汴，无委泊之地，讽世宗，乞令许京城民环汴栽榆、柳，起台榭，以为都会之壮。世宗许之。景率先应诏，踞汴流中要起巨楼十二间。方运斤，世宗辇辂过，因问之，知景所造，颇喜，赐酒犒其工，不悟其规利也。景后邀巨货于楼，山积波委，岁入数万计，今楼尚存。(11)
      
      　　宋朝的商业繁荣这是事实，这要归功于宋朝政府正确的商业政策，但不能因此就否定自以唐朝以来数百年的商业发展。陈寅恪先生虽然提出过“唐近古，宋近今”的说法，但他同时指出：“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社会政治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12)现代史学家侯外庐先生、胡如雷先生也均持类似观点。
      
      　　中国从中古至近古的转型标志不是宋朝建立，而是安史之乱。认为宋朝凭空由中古进入近古的的观点，是不客观的，对唐末五代是非常不公平的。唐朝安史之乱后，社会整体形态开始由粗放型向细密型转进，从经济角度来看，两税法的实施，是这种社会整体形态大转进的关键。
      　　宋朝的繁荣发达只是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并不是谁的天才发明，更不能算成某个统治群体的天才贡献。前人种树，后人乘凉，难道能把种树的功劳算成是乘凉的后人？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这样的逻辑。
      　　通常认为，夜市是宋朝以来才开始的，这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在唐朝时，就已经有了夜市酒场，时人的夜生活非常丰富。“富人贾三折，夜以方囊盛金钱于腰间。微行市中，买酒，呼秦声女置宴。”(13)宋朝商品经济发达，不代表唐朝五代就一团漆黑。五代后唐时的宰相冯道、和凝都在市场上花了一千八百文钱买了一双漂亮的靴子。
      
      　　唐朝的市民业余生活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集市庙会，楚州有座兴龙寺，就是当时有名的集市。“寺前负贩戏弄观看人数万众。”(14)还有就是城市夜生活。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东南都会扬州的除夕夜，“暮际，道俗共烧纸钱，俗家后夜烧竹与爆，声道万岁。街店之内，百种饭食，异常弥满。”(15)一千二百多年前的除夕夜，与我们现在所过的除夕夜，可有半点区别？丰富的市民业余生活也不是从宋朝开始的，至少在唐朝时就已经有了。
      
      　　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繁荣，唐朝出现了大量专业销售店铺，比如金银行、生铁行、油行、炭行、钉行、秤行、杂货行、磨行、靴行、染行、米行、果子行、肉行、药行、茶行、丝行、鱼行，涉及民生的百行齐备。